2015年10月10日 星期六

當代新儒家之外王之學仍有待開拓:憶先師牟宗三先生 The External Saintliness of Neo-Confucianism Awaiting Exploration: In Memoir of My Teacher Professor Mou Tsung-San

當代新儒家之外王之學仍有待開拓:憶先師牟宗三先生
The External Saintliness of Neo-Confucianism Awaiting Exploration: In Memoir of My Teacher Professor Mou Tsung-San

李瑞全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日前收到王興國教授所贈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所編之《牟宗三卷》。隨手打開正是1990年牟師宗三先生為第一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主題演講的「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文中評析了當代幾位著名學者的貢獻與限度。牟先生為當代新儒學與中國文化的當前的處境,慷慨陳言,主旨是當代中國文化中人自有真智慧真性情者在,但在客觀了解上的「學」卻有不足。沒有客觀的「正解」,沒有充實的中西哲學與文化之學養,難有客觀的「正行」。我個人有較深刻感受的是,牟先生此次演講之末,首次提到「後現代」一詞,指出西方文化「如何解決後現代化的文化問題?好好向中國儒、釋、道三教學習,應該可以得到一些啟發。」我知道這是因就當時我所提出的要繼承先師們之「中國文化現代化」建構之後,當代新儒家的學者要更進一步進行中國文化的「後現代化」的研究[1]。事實上,當代新儒家之現代化實已同時化除西方現代化的黑暗面的根源,因為儒家以仁心或不忍人之心為核心的現代化建構,並沒有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觀解理性獨大或科技工具理性之僭越所產生的負面後果。此所以牟師以為中國儒釋道三教有助西方在現代化之後如何解決後現代化發展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個人當時有感於三位先師所建立之當代新儒學之學理,體系龐大精深之處,不輸於西方任何大哲學家之哲學系統,實更有超越西方文化在後/現代化困局之處,因而在鵝湖同儕之間提出為當代新儒學發起國際會議,以凝聚學術的共識,繼承和發揚前賢之學。我之所以提出訂名為「當代新儒學」(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國際會議,是針對當時中國大陸已啟動「現代儒學」之國家型研究計劃,此計劃涵蓋了從熊十力、馮友蘭以來,以至唐、牟、徐,和第三代的劉述先、杜維明等的中國儒學思想和發展,此計劃在大陸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培育了幾位有力發揚儒學的中青年學者。但此計劃訂名為「現代儒學」以指稱這一期的學術發展。我以為此名不符一般學術的用詞,因為「現代」(modern)一詞在學術分期上,常指較長一段時期且是當前世界有所承接但基本上已不再發展的文化學術思想,諸如近三百年來之學術思想之類,而且常是與當前學術有所不同的「過去」的論述。[2]但自熊十力、馮友蘭等在二十世紀初年創立第三代儒學以來,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過半世紀左右,當代三大儒仍活躍在港台之間,且此學方興未艾,不但學生門人仍不斷在增長發揚之中,在海外也已成為當前研究中國哲學的經典與典範。如果不稱他們的儒學為當代新儒學,則不知「當代新儒學」一詞當何所指!如果有一天,當前的儒學發展確已完全退出學術論壇,或只成為學者研究之對象,而或若干年後,後繼者另起開端,如宋明儒者之與先秦儒學,則對兩者和當前的當代新儒學作出時期之區分,自是明確而自然之事。我們所以用「當代新儒學」一詞實意在表示儒學仍是一當前有活力,且實是中國哲學中最有活力的哲學,並非古董,更非已死亡之博物館之學。我們當然更寄望儒學進而成為世界哲學,以盡儒者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之宏願。而「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第一、二屆都是由當時仍健在的牟師作主題演講,第三屆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時,仍然是請牟師回香港主持的,惜因當時牟師身體已漸不適,故未能成行。我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任教和主持此一會議之籌備,牟師因病不能與會,而兩年之後,牟師亦辭世,於今二十年矣,能不深慟乎。

王興國教授在「導言」的介述中提到老蔣總統要召見牟先生,而「牟先生脫口說:不願被蔣總統召見」一事,儒者之風骨,與世俗知識分子以得統治者之接見為榮,高一下立判。香港前任《七十年代雜誌》主編的李怡曾寫一文描述知識分子之「接近權力中心的亢奮」心態,對權力擁有者常不免卑身婢色,實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而已。沒有「道」與「學」,焉能於「政」有確當之言,此所以牟師常以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為說;然無「學」之客觀了解,以充實「道」之解悟,則亦不能使「道統」真能見諸事業,亦難以不為世之是非形勢所惑,不足以挽狂瀾於既倒,終難遏止梟雄之操弄,或僅能以身殉道而後已。或有以唐君毅先生為仁者,牟宗三先生為智者,徐復觀先生為勇者,以申論三先生之述著與表現形態。智仁勇三達德,人能得其一固已超絶一世,然仁者自有智、勇以為輔,並非愚忠愚孝之行;智者又豈能無仁以為骨榦,勇毅以處世;勇者又焉能無仁義之心,焉能無智以應對世事而無不當。智仁勇三位一體,方得以回應道學政三統之義。三位先師之回應當時政治之大是大非,以至學術文化之言論,都出於仁心之不容已,雖千萬人亦何懼乎我自中天下而立,斯之謂大仁、大智、大勇。讀先師之感時論世之書,雖常洋洋萬言,開卷不期然屏息拜讀,不能自休,因為這些都是真性情,真慧解之言,字字看來皆是血,亦字字皆是出於仁心學心公心之論,讓人讀之悚然有警於心,實有啟愚立頑之力。

余生也有幸,能於三位先師晚年共聚香江之際,得聆教誨。一言一動,滴滴在心頭,感發不能自已。然而聖門之前實難以為言,蓋親見仁心之潤澤生命而無不覆蓋,理義之無所不遍,人格之頂天立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雖有踵武前賢之志,實常有不敢漫言,言之不敢不盡其誠之畏懼。牟師常感儒學在當今之世實缺護法之龍象,自是對港台後學之不繼,深有所憂。我知牟師常細讀鵝湖諸友之作,亦深知年青一代之學養,所憂不是無據。牟師雖只偶一以閑言出之,此於我輩,實是當頭棒喝。「中央觀察站」之設,自是以為可試以仁心之誠,藉先師之高台,以察天下之是非得失,為蒼生立命。然而志彌高而學不繼,亦常有愧對先師之感。三位先師論文化學術世事之說,亦竟累積為千萬言,亦可謂於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三千年之變局之下,儒學不再是政治與學術之社會建設根據,則儒者只能藉教與學以立說,依關懷天下之仁心,奮健筆以論世情是非。此豈易易哉!三位先師論述中西古今之學術文化與政治之言,不但為時代之證言,亦是「正人心,息邪說」,祈人類世界共赴大同之途而已。「中央觀察站」之設,亦意在此而已。

我在鵝湖月刊上設立的「中央觀察站」孕育於海外歸來之時,始於為悼念故友之逝,今牟師已辭世二十年,我們藉牟先生之「三統新說」為第十一屆的「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專題以為紀念,實無以尚之。設一專欄,自有依時提供文稿之責,不可隨時空缺,故兩年來都全力為以赴,保持不脫期之責。今之網路日廣,播散更深更遠,我亦已在網路上自設同名之「中央觀察站」,點閱者恐比紙本之鵝湖月刊為眾,更不限於港台兩地,而日後在網路上自行張貼,更自由而不受拘限,然則此時結束鵝湖之「中央觀察站」,不亦其時乎。是以謹以此文為月刊上此站之終點,大雅君子賜教,則請移於網上矣。

結束是為了日新又新,亦以為自勉。謹以此致念於先師之前。

**本文原刊於《鵝湖月刊》第484(2015/10)之「中央觀察站」,也是在此月刊上的中央觀察站的終點站。但在Google個人網頁上的中央觀察站仍然繼續,以後相關的論述會在這個網頁上貼出,請諸位留意。




[1] 我在鵝湖內部的研討會上提讀「當代新儒學之哲學開拓」一文,實有兩個方向。一是是認為我們的使命應推展中國哲學從現代化進到後現代化,而且要回應西方學界,發展中國的應用倫理學。此兩者實是我個人在其後近二十年的工作,近年才轉回儒學與哲學的基礎研究。謹在此誌一語。
[2] 至於列文森之類的中國研究者以為自四九年後,儒家已可列為博物館研究,固無足論。而以「現代新儒學」稱謂當代儒者的論述,仍是大陸學者通用之詞,請參見最近之程志華著《台灣鵝湖學派研究――牟宗三弟子的哲學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之「后記」所以反對以「當代新儒家」一詞的理由。其中一個理由是「當代」有相對性,而「現代」則較佳云云。但程志華亦知此「現代」是指1912年之後以迄當前的學術思想,則可見不是「過去式」的。「當代」與「現代」都是相對於作者著作時所生活的時代而言。而「當代」自有現存而仍然與作者在世的意義,在學術上而言,則可謂是同一世代且繼續在發展之中,而非已無活動之論述。而且,此書把本人以及蔡仁厚、戴璉璋等諸位師友收列在內,亦可見當代新儒學亦是活在當前的哲學,而不是「過去式」的「現代」而已。後來師友們改採用「當代儒學」一詞,實亦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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